（圖片來源：視覺中國）

藍鯨新聞4月18日訊（記者 王婉瑩）脫下西裝換上制服，“金領”上岸捧起“鐵飯碗”正成為金融人轉型的一大寫照。隨著各地公務員招錄陸續公示，行業感知愈發明顯，不少券商員工在名單中露臉。

為何出走？一位前投行人士向藍鯨新聞記者直言，“月薪2萬‘卷’成乙方，青春在項目中流逝卻難見成果，體制內或者類體制單位的穩定成了‘救生圈’。”

事實上，券商從業者“上岸”有一定優勢，譬如，都有過硬的學歷和專業背景，普遍外型和表達能力較強。自然，脫下西裝也有代價，體制內收入普遍低于券商，晉升通道更趨固化和隱蔽，但勝在穩定性和保障性，以及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的平衡。

來看最近幾年的券業人才遷徙案例——有人考公榜上有名轉捧“鐵飯碗”；有人奔赴上市公司出任高管或董秘；有人轉型地方國資或城投，從全市場化轉入半市場化；還有人選擇“單干”，不乏選擇知識變現賣課、主理人等等。轉型潮背后，是行業整體降薪轉型、職業預期崩塌的疊加效應。

不過，努曼陀羅商業戰略咨詢創始人霍虹屹向記者指出，“轉型不是選平臺，而是選曲線。年輕人的‘資源杠桿’在市場化機構，而中年人的‘穩定訴求’在體制內。但若未來市場回暖，那些帶著政策資源與人脈的‘上岸者’或‘破圈者’，亦可能殺回金融圈。”

券業“金領”轉身奔赴“鐵飯碗”

隨著2025年公務員招錄進入公示期，一份份擬錄用名單揭開金融人才“遷徙”的路徑。

記者觀察到，國家稅務局2025年擬錄用公務員名單中，有9名來自證券公司的從業人員尤為醒目，中信建投證券、東方證券、南京證券、國金證券等數家機構的分析師、保代、客戶經理，集體“脫下西裝換上制服”。

（圖片來源：北京稅務局）

無獨有偶，3月31日，財政部公布擬錄用公務員和參公單位工作人員名單，光大證券一投行人的名字赫然在列；上海市公務員局4月7日發布的首批錄用名單里，來自國泰君安證券、東方財富證券等數10家機構的15名券商從業者也實現“上岸”。

（圖片來源：上海市公務員局）

事實上，券商員工上岸有固有優勢，記者查看發現，不少崗位備注明確優先考慮“具有資本市場從業經驗者”。

“考公不僅是看分數，券商部分崗位的過往履歷在相應崗位上也是加分項，稅務系統招考中，財會、法律等專業需求與券商從業者的技能高度契合。稅務稽查崗要求的財報穿透能力，與投行盡調邏輯高度契合，券商從業者積累的財務分析、合規風控經驗，也可應用于特定崗位。”一前投行人士劉元（化名）向記者介紹。

“不過，體制內收入普遍低于券商，晉升通道相對固化，對于券商從業者而言，也需要適應從‘市場化競爭’到‘制度化管理’的轉變。”其補充指出。

恰如部分從業人員感概，“轉型沒有明確的優劣、對錯之分。人到中年，體力精力不太能跟得上，體制內可能待遇下降了，但在行業整體降薪的大趨勢下，本就沒有高薪的誘惑，加上體制內的穩定性和保障性，還能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平衡，對于‘非卷王’來說也是個好方向。認清自己想要的，做好階段性選擇。”

霍虹屹向記者分析，對于處于職業早期、精力旺盛、目標明確的券業年輕人而言，市場化機構的高強度、高回報機制能加速成長，是打基礎、積資源的最好平臺，“而進入職業中期，對開始追求穩定、可控節奏以及社會資源平臺的從業者來說，體制內的規則清晰、邊界明確、路徑可預期，可能更契合其階段性目標。”

不過，其也提醒，轉型的主要難點在于認知切換和能力適配。原本在項目節奏快、結果導向強的券商環境中工作，若轉入節奏緩慢、流程嚴謹的體制內單位，可能出現不適，真正的挑戰不是“能不能做”，而是“適不適合做”。

設法“留在牌桌上”

部分券業人員考公“上岸”也投射出行業的變化和轉型，客觀上加速了人員流動。

不同于早年券商行業高速擴張期，高薪和市場化激勵吸引了大量人才，如今行業進入存量競爭時代，工作性價比下降，促使從業者重新評估職業價值，成為券商人離開行業的主因。

截至今年一季度末，證券行業共有32.83萬名從業者，與2024年初相比凈流出超2萬人，主要是一般證券業務人員、證券經紀人減少所致。

前券商首席、公眾號“遠行者與碎冰匠”主理人江東貓草向記者指出，自去年9月牛市以來，半年多時間中，雖然整個市場交易量有所上升，但金融從業人員整體生存狀態實際上并沒有得到改善。

“個人觀點，當前左右券商從業人員生存狀態的根本原因和現象有以下，首先，收入的上限被鎖死，預期在不斷下降；其次，目前市場上發行了大量寬基指數，主動型管理產品的份額降低，行業資源向被動投資傾斜，主動型策略更難獲取超額收益，各個環節的降費使得主動的、更依賴人力的如研究、投資領域，被認為是式微的，這類從業人員也能明確感受到職業瓶頸和寒意。”

劉元以投行為例，當前部分券商工齡3-5年的員工月薪只有2萬左右，而投行普遍比較“卷”，工作時間較長，因此性價比不高，未來發展也變得愈發不確定。“過去的辛苦和壓力是建立在比較好的薪資待遇上，而今，辛苦工作卻難以換得高回報，青春在項目中流逝卻難見成果。”

不過，由于投行本身壁壘較高，與多數行業適配度并不高，從轉業方向來看，可以內部調度到債券部門，也可以進入投資機構、市場化機構尋求崗位，或是去上市公司做董秘或證券代表，而部分具備法律、財務背景的則可以轉去對應行業公司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去年以來已有超60名券商投行人員跳槽至實業公司，其中不乏擔任董秘或財務總監。

劉元指出，“實際上，對于從業時間比較短、資源相對匱乏的投行人而言，所謂‘好的去處’其實也比較簡單，要么去體制內放棄金錢追求，尋求穩定，要么能夠進入一線城市的國資投資部門，也算是‘留在牌桌上’。”

一位原中部券商投行部員工告訴記者，其轉型至上海市屬國有資本投資平臺，據其透露，目前稅前綜合年薪約35萬元（60%按月發放，40%為年度績效），與券商投行基層員工收入基本持平。相較于此前日均12小時工作制、全年半年以上出差的高壓狀態，現崗位日均工作時長控制在10小時以內，節假日基本可保障，項目周期也更為寬松。該人士坦言，“后悔沒早三年轉型，用薪資的邊際減少換取身心健康和家庭時間的增值，ROI（投資回報率）遠超預期。”

另一位具有多年IPO承做經驗的券商從業者，選擇入職北京亦莊國投旗下產業投資基金，拿下年包50萬元薪資，較原券商崗位有所提升。其反饋，該崗位與過往負責業務的資源稟賦高度匹配，工作節奏與挑戰性與投行時期差異不大，但性價比明顯躍升。

霍虹屹指出，券商從業者的最大資產，不僅是專業技能，更是長期積累的項目經驗、客戶網絡、對資本市場的理解以及跨機構溝通的能力。轉型能否成功，關鍵在于這些“軟資產”是否能在新場景中找到匹配的出口。比如轉型至上市公司董秘崗，這些資源往往可以快速嫁接，繼續發揮價值——資本市場經驗直接對應信息披露、投資者關系管理、并購重組等任務。但若轉向與金融相關性較低的崗位，這些資源的可轉化率就會迅速下降，甚至出現“高能低用”的情況。

“上岸”后亦有回流空間

雖然部分券商從業人員選擇“出逃”，但整體看，金融“白領”仍是市場上性價比和社會形象不錯的崗位。

四川漢普人才集團職業規劃師陳鑫向記者表示，近一兩年來其所接觸到的券商行業人員的流動意愿并不算強，“各行各業的‘危機性’都差不多，加之相關方向職位數量本身就不多，賽道競爭激烈，還是會謹慎往外跳。”

“具體來看，投融資、財務審計等職能崗位和科技崗位跳出行業后職位匹配程度相對較高，但是其他崗位跳出后可承接的崗位比較少。”其補充道。

江東貓草也向記者表示，“從當前市場環境來看，不光是金融業面臨著收縮，整體就業市場環境也不樂觀，盡管離開了，但我個人認為權益的研究和投資仍然是當前就業市場上‘最好的工作之一’。”

“從我個人感受來看，對于入行三年以內的人來說，整個行業上升的預期不那么明顯，且轉型成本不高，可以考慮轉行；入行三年以上的資深從業者，如無明確意向，在當前市場環境下，換工作的成本仍然很高，收益不明確。”江東貓草說道。

但人才的流動往往并不是單向。霍虹屹指出，“人才的流動是受行業周期和個人階段共同驅動。當金融行業處于收縮期，體制內的穩定性確實構成吸引力，但如果未來市場回暖，特別是投行、資產管理、財富管理板塊重獲增長動能，部分曾經‘上岸’的人才有可能重新回歸。尤其是那些保留了核心人脈與專業能力的中高端從業者，其職業‘回彈力’更強。”

理性的選擇不是“選個別平臺”，而是“選適合自己的發展曲線”。（藍鯨新聞 王婉瑩 wangwanying@lanjinger.com)